摘要：现在流传很广的梅兰芳蓄须明志的故事，就发生在思南路87号。

梅兰芳是享誉世界的京剧艺术大师，也是20世纪中国戏曲、中国文化的杰出代表。2024年是梅兰芳先生诞辰130周年。近日，在上海交通大学程及美术馆举行的“梅绽香风远：纪念梅兰芳诞辰130周年文献作品展”活动中，梅兰芳的外孙、原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编导范梅强讲述了梅兰芳一家在上海的往事。

『外祖父的坚决』

1957年，我出生于上海广慈医院，也就是现在的瑞金医院。我在上海生活到2岁后搬到北京，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，我一直经常往返于京沪之间。我熟悉上海，能听懂也会说一些上海话，对上海很有感情。

我之所以在上海出生，与外祖父梅兰芳抗战之后长期定居于上海有关。梅兰芳有三子一女：长子梅葆琛、次子梅绍武、女儿梅葆玥、三子梅葆玖。我的母亲就是梅葆玥。因为我从小一直生活在梅家，所以跟着家里的其他孩子，称梅兰芳为“爷爷”，称福芝芳为“奶奶”。

我们的家就在现在的思南路87号，新中国成立前这条路叫作马斯南路。87号在弄堂的最里面，而弄堂靠外面的73号和71号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旧址。1946年至1947年国共谈判期间，周恩来曾在这里工作、生活，并接待过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，因此这里又称周公馆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梅兰芳在北京见到周总理。周总理对他说：我们原来还是街坊呢。

我母亲梅葆玥1930年出生于北京无量大人胡同，后来随梅兰芳一起搬到上海。我舅舅梅葆玖1934年出生于思南路87号，在思南路87号隔壁的磐石小学上学。由于社会上经常发生孩子被绑票的事情，为了梅葆玖的安全，家里人和磐石小学商量后，在篱笆墙上开了一个小门，梅葆玖每天通过这个小门去上学。

现在流传很广的梅兰芳蓄须明志的故事，就发生在思南路87号。当时，日本人想逼迫梅兰芳唱戏，可他为了不让日本人得逞，直接蓄起了胡子。后来，汪伪特务头子吴世宝又逼梅兰芳去南京公演，为了拒绝，他竟请医生为自己注射伤寒疫苗。那个医生知道梅兰芳对疫苗过敏不敢下手，但是梅兰芳说：“我抱定一个宗旨，就是不给日本人演出，哪怕死也毫无怨言。”冒死打了疫苗后，日本医生来为梅兰芳检查时，他竟已发烧到42摄氏度，险些丧命。

因为不唱戏，在那段时间里，梅兰芳把很多精力用于绘画和教学。他很喜欢画梅花，那时候他画的多是墨梅。1945年8月的一天，大约是从朋友或者电台听到日军打败仗的消息，梅兰芳很高兴，连夜画了一幅梅花图，并上了色，取名“春消息”。第二天就传来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，“春消息”成了胜利来临的消息。

有些人想当然地认为，性格温和的梅兰芳很容易受到周围人的影响。但实际上，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，梅兰芳一向看得很准，态度也很坚决。抗战期间蓄须明志就是一例，新中国成立前他态度坚定地留在大陆也是一例。

很多人想拉他去台湾，包括他的挚友兼智囊齐如山，但梅兰芳认准了不能去台湾，因此与齐如山分道扬镳。他和好友、曾任中国银行总裁的冯耿光约定都留在大陆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梅兰芳到北京，任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。冯耿光留在了上海，担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，在文史馆工作。

『母亲的恋爱』

梅兰芳从上海回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等相关活动，是陈毅市长登门发出的邀请。由于当时梅兰芳在北京已经没有房产，他就经常住在六国饭店或远东饭店。周总理觉得梅兰芳住宾馆会有诸多不便，就说要给他找一处宅子，把家属也接过来定居。梅兰芳因此搬入了护国寺街甲1号，梅家的重心也从上海转到了北京。

但是，我的母亲梅葆玥等人仍然常住上海，因为她在上海震旦大学文理学院读书，并在学习京剧老生。给梅葆玥开蒙的是著名京剧老生李桂芬。我母亲学京剧老生不是故意安排的，学京剧要按照自身的条件来选择，我母亲大嗓比较好，适合唱老生。

李桂芬和福芝芳是师姐妹，两人是关系极好的闺蜜，小时候一起学戏，李桂芬唱老生，福芝芳唱花旦。李桂芬后来嫁给了一个军官，但那位军官不幸早逝，李桂芬就带着女儿卢燕搬到上海，长住在梅家。卢燕还拜梅兰芳为义父。卢燕在上海就读于圣约翰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，后来和李桂芬一起移居美国，成了著名的好莱坞华裔女影星。

大学一毕业，梅葆玥就从上海到北京去工作了。但梅家在上海仍然留了一些人，尤其是我的老祖福苏思，也就是梅兰芳的岳母、福芝芳的母亲。梅葆玥到北京工作后也常回上海，因为她在上海谈恋爱了，她的男朋友是出自买办家庭的范丙耀，也就是我的父亲。

听我的父亲说，范家是宁波天一阁的后人。我爷爷范文荣跟着长辈来到上海，被介绍到一家银行做门童。银行行长看他眉清目秀，让他给自己拎包。我爷爷很聪明，慢慢地跟着学会了说英语。这个行长就把一些业务交给他做，他慢慢积攒了一些人脉。后来，我爷爷与人合伙办了一家纺纱厂，叫荣丰印染厂。

临解放的时候，兵荒马乱，荣丰印染厂的股东们商量着要把工厂搬迁到香港。由我爷爷压阵，负责搬迁厂里的机器。但还没有搬完的时候，我父亲范丙耀和母亲梅葆玥恋爱了。梅兰芳就跟我爷爷说：干脆别走了，我们做亲家吧。我爷爷就留了下来。

我爷爷家有一幢四层小洋楼，在建国东路500弄31号，现在已经拆了。新中国成立后，荣丰印染厂经过公私合营，成为国棉31厂，我爷爷和我父亲一直在厂里上班。我父亲由于工作，和我母亲梅葆玥长期京沪两地分居。母亲由于在剧团的演出任务比较重，不能专心照料我，所以我刚出生时，就留在上海思南路87号的家里，由老祖照料。老祖和我相差三辈，在当时，四世同堂是一件很吉利的事。

1959年，我2岁的时候，跟随老祖迁居北京，从此离开了上海思南路87号。

『最遗憾的事』

在我的印象中，外祖父梅兰芳一直穿着中山装。他常穿两身中山装，一身颜色浅，一身颜色深。有时候冬天在家里休息，他会穿老棉裤，上身穿当时流行的丝绵袄。他总是很忙，但每天早晨还抽出时间晨练，打打太极拳，舞舞剑。他在晨练的时候，家里人不让我出去打扰他，我就扒着窗户看。

我记得小时候我很喜欢到外祖父屋里，从他的展示柜里找好玩的东西，那些都是他从世界各地带回来的纪念品。我经常找一样拿在手里，坐在他的怀里摆弄。

外祖父是世界上最和善的人，因为不管我做了什么，他从不责备。小时候，妈妈演戏时，我在后台玩，差点爬到了台子上。眼见我搞得观众笑了场，他也没说我半句。

我听外祖父以前的秘书许姬传先生说，在20世纪50年代，TokenPocket官网梅兰芳的工资达到了全国第一，因为他当时是按出场费拿工资的，所以他每个月的收入都超过4000元。抗美援朝开始后，梅兰芳主动买了一架飞机赠送给志愿军。国家困难时，他又曾两次主动降薪。最后，到1959年时，曾经全国工资第一的他坚持只拿文艺一级演员的工资336元。

我最遗憾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没有一张和外祖父梅兰芳的合影。有一天，《人民画报》的记者来家里给爷爷拍照，工作照拍完后，还剩几张胶片。《人民画报》的记者就说，请家里的孩子一起过来拍张全家福吧。在家的孩子们都被叫出来拍照。但很可惜，我正好去上幼儿园了，没在家。结果，我的表哥都赶上了，我和两个表妹没有赶上。

1961年8月8日，梅兰芳不幸去世，年仅67岁。他是因为心脏病突发去世的，走得很突然，家里没有什么准备。1959年梅兰芳入党的时候，回家来曾很高兴地对福芝芳说，他签了一个字，去世后遗体要火化，并且把家产捐出去办纪念馆。

在外祖父去世之后大约一个月，周总理陪同越南总理范文同到梅家访问。这是很早就定下的外事活动，梅兰芳去世后，有关部门问福芝芳要不要取消这场活动，福芝芳认为取消活动不太好，于是就把拜访变成了慰问。

我还记得此事。当时，我正在睡午觉，被大人叫醒，换了一身衣服，被带到客厅。福芝芳对范文同总理说，这是我的外孙，和您一个姓。我一直坐在周总理的腿上，后来又被范文同总理抱了过去，直到访问结束，范文同总理才把我交给阿姨。那天，外祖母福芝芳穿着一身黑色的旗袍，可能是因为外祖父刚去世而专门穿的。

『吊嗓子的声音』

那时候，梅家住在护国寺街甲1号，也就是现在的梅兰芳纪念馆所在地。这个宅子原先是一进四合院，我们从上海搬来后，家里的人越来越多，于是就把一进四合院改成了两进。

我在厂桥小学上学。没想到，刚念完一年级，“文革”就开始了。我们家被贴大字报、开批斗会、抄家，不久，我们被赶出了护国寺街甲1号。

幸好外祖母福芝芳有远见，因为护国寺街甲1号经常待客，人来人往比较乱，她就买下了西旧帘子胡同29号。我们全家搬到了西旧帘子胡同29号，我也从厂桥小学转到了西绒线小学，后来又上了31中。由于我母亲和父亲一直在京沪两地工作，我就经常跟着大人坐火车在北京和上海两地来回跑，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我中学毕业。

梅家与上海的关系也一直没断。虽然“文革”期间梅兰芳已经去世，梅家的境遇也不佳，但在福芝芳的主持下，梅家一直尽力接济同样困难的朋友、同行，其中许多都居住在上海。

冯耿光早年力捧梅兰芳，是公认的“梅党”领袖。冯耿光无子无女，到了晚年，梅家一直资助他。冯耿光去世后，梅家还接着资助冯耿光的夫人，直到他的夫人去世。

还有被梅葆玖、梅葆玥称为干爹的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原院长沈成武。沈院长原先开私人诊所，新中国成立前治好了梅葆玖的肺结核。梅兰芳觉得无以为报，就让梅葆玖拜沈院长为干爹。新中国成立后医院公私合营，沈院长把诊所的医疗器械包括X光机等都捐给了国家。在沈院长因心脏病去世后，福芝芳继续接济他的夫人。

“文革”期间，得到梅家接济的还有多次与梅兰芳合作过的京昆名家俞振飞。俞振飞遇到经济问题时，就会找到我的父亲范丙耀。我父亲把钱给他后，会记在小本子上，之后再向福芝芳汇报。

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，我们全家到上海躲避地震，居住了半年多时间。我们住在我父亲在建国东路的房子里。那时候，思南路87号已经成了一个大杂院，有7户人家住在里面。我的父母亲曾经带我回去过，住户们都知道我们，还跟我们打了招呼。母亲告诉我，当年我就出生在四楼。

后来，传来了粉碎“四人帮”的消息。不久，高考也恢复了。我是1976年高中毕业的，就回北京准备高考。我理工科不太好，我就对母亲说，想考中国戏曲学院。1977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，中国戏曲学院没有招生，1978年中国戏曲学院恢复招生，我报考并被录取，成为梅兰芳唯一一个专业学习戏曲的第三代。

打倒“四人帮”后，我们家也很快平反了。记得来我家宣布平反政策的是时任文化部部长的黄镇。他对我外祖母说，国家让我们来看望你们，打倒“四人帮”了，给梅先生平反。听了这话，外祖母激动得哭了。虽然我们可以搬回护国寺街去住了，但她说，不搬回去了，太伤心了，之前决定做梅兰芳纪念馆，就好好地改建成纪念馆吧。

还有一个好消息是，梅葆玥、梅葆玖可以重新唱戏了。之前，外祖母曾经说过，再也不让他们唱戏了，但实际上，她还是很高兴他们能恢复唱戏的。从那之后，我们家的院子里又有了唱戏吊嗓子的声音。

『“德先于艺、国重于家”』

回顾外祖父梅兰芳的一生，我觉得，他是被时代的大潮裹挟着前进的，但是，他又站在了时代的潮头上，选对了方向，做对了很多事。

最初唱戏，由于勤学苦练，他成为一个“角儿”。后来更加出名，成为“伶界大王”。再后来，又被时髦地称为“梅博士”，成了中国京剧院和中国戏曲研究院的“梅院长”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有一次，他到苏联去访问，见到了芭蕾女演员乌兰诺娃。当他知道乌兰诺娃是“功勋演员”“人民艺术家”时，他就觉得，“人民艺术家”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荣誉。在他心目中，他最认可、最想成为的就是“人民艺术家”。

现在，大家都很倡导良好的家风家训。今年夏天，在北京梅兰芳纪念馆旁边的街心花园里，竖起了一幅由我书写的梅氏家训——“德先于艺、国重于家”。这个家训的先后顺序耐人寻味：技艺是基础，但德先于艺；家无疑是重要的，但国重于家。要成为一名艺术家，必须先培养德，再培养艺，把国家看得比家庭更重要，并在此基础上为国为家做贡献。

梅兰芳正是如此，他首先是人民的艺术家，致力于把艺术奉献给人民。他就是这样用一生来践行“德先于艺、国重于家”的家训，他的艺术、他的人格才真正立住了，成为德艺双馨艺术家的代表。